那场高烧退下去的第四天，江砚才算能下地走稳了。
人瘦了一圈，颧骨支起来，眼窝陷下去，照铜镜里那张脸，自己都觉得陌生。可手不抖了，腿也有了劲，这就够了。他扶着门框在院里走了几圈，秋后的日头不毒，晒在背上暖洋洋的，把骨头缝里那点虚汗都晒得透出来。
秦伯坐在屋檐底下捣药。石臼里是晒干的车前草，杵头一下一下砸下去，绿汁子的腥气混着药香，飘了半个院子。
“走稳了？”秦伯没抬头，眼皮也没动。
“走稳了。”江砚在他对面的小马扎上坐下，顺手把晒着的几味药翻了个面。
老头捣药的手停了停，又接着捣。捣了好一会儿，忽然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那天你打退那两个泼皮，用的什么家伙？”
江砚翻药的手，几不可察地顿了一下。
“一根铁条。”他答得平静，“城西铁匠铺前头捡的，废料。”
“捡的。”秦伯把这两个字含在嘴里嚼了嚼，慢悠悠点头，“捡的好啊。捡的好。”
他没再问。可那一声“捡的好”，落在江砚耳朵里，分量却不轻。江砚心里清楚——那夜呕了血、烧了三天，秦伯日夜守着他换帕子、喂药、把脉，他烧糊涂的时候说没说过什么胡话，谁也不知道。老头是郎中，脉象骗不过他。一个三天前还能跟泼皮拼命、转头就高热不退脉象大乱、像被掏空了一截的少年——这账，但凡是个明白人，都算得过来。
秦伯算得过来。
可他不点破。
江砚也没解释。这屋檐底下，一老一少，捣药的捣药，翻药的翻药，谁也没把那层窗户纸捅破。日头慢慢偏西，墙根的影子一寸一寸爬过来。
直到药捣好了，秦伯把杵头在臼沿上磕了磕，磕掉残渣，才像是想起了什么旧事，开了口。
“砚哥儿，”他说，“你识字，又会写会算，比城西那些只会扛包的强。我老婆子早死了，膝下也没个一儿半女，这把年纪，看着你，跟看着自家后生没两样。”
江砚抬眼看他。
“所以有句话，我搁在肚子里搁了好些天，”秦伯放下杵头，两只手撑在膝盖上，望着院墙外头那片渐渐红起来的天，“今儿，还是说给你听。”
“您说。”
老头沉默了一阵。那张布满褶子的脸上，平日里总挂着的那点市井的精明和漫不经心，这会儿都收了，露出底下一种江砚从没见过的、很深的东西，像古井，望不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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