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的时候，何青山要走了。他换上了军装，那身军装有点大，肩膀处空荡荡的，腰身也空荡荡的，穿在他身上像偷来的。但他站得很直，把那份空荡撑出了几分英气。
父亲送他到门口。门口那棵槐树还在，叶子被晨风吹着，沙沙地响，和昨晚一样。父亲站在那里，嘴唇动了好几次，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何青山转过身，敬了一个军礼。那个军礼不太标准，他才学了几天，手抬得不够高，角度也不够准。但父亲看着那个不标准的军礼，眼眶红了。
“活着回来。”父亲说。声音不大，像是怕被谁听见，又像是怕说重了会把那个不标准的军礼压垮。
何青山放下手，看着他父亲，看着那座裂了一道缝的、正在努力不让自己塌下去的山。他笑了，笑得眼睛弯弯的，像他娘年轻时的样子。“爹，等我回来。”
他走了。
父亲站在槐树下，看着那个背影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巷口的晨光里。他站了很久，久到太阳升起来了，久到邻居家的烟囱冒出了炊烟，久到那棵槐树的影子从这一头移到了那一头。
他转过身，走进院子，关上了门。
何青山到了朝鲜。那里的冬天比他想象中冷得多，冷到他觉得自己的血液都快冻住了。
那里的山比他想象中高得多，高到他爬到山顶的时候，腿都在抖。那里的枪炮声也比他想象中响得多，响到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耳朵里只有嗡嗡声，听不见别的声音。
战争从来都是惨烈的。
那些在电影里、在书本里、在老人的讲述里被轻描淡写的“牺牲”，在战场上是一具具倒在血泊里的、再也睁不开眼的、还带着体温的尸体。
何青山第一次看见战友倒在自己面前的时候，吐了。不是害怕，是胃里翻涌的那种、控制不住的、生理性的恶心。
那个人刚才还在跟他说话，说打完仗回家，他娘给他说了个媳妇，等他回去就办酒席。然后一颗炮弹落下来，那个人就不见了。不是死了，是不见了。地上只剩一个坑，和几片碎布。
没有人放弃。那个年代，在战场上活下来的人，都不是因为自己有多厉害，是因为一个又一个战友的保护。
何青山被班长压过，被排长推过，被不认识的战友从弹坑里拽出来过。他们护着他，只因为他是最小的，还没成家。
班长比他大十二岁，家里有三个孩子，最小的那个还没见过面。班长压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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