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以往而言，关于熙丰二年的岁计议事格外漫长。
兵部、刑部、工部、都察院、国子监
凡内外百司，无一例外，皆是入了公然奏报的行列。
就连相当“冷门”的僧录司、道录司，也被点名公然奏报。
究其缘由，主要是变法革新的缘故。
一则，内外百司的相关奏报，可凸显变法政令的具体执行状况。
考成法、重工商业、清丈土地、设立银行.
一道道政令，都是一等一的上乘政令。
可政令再好，也得执行下去方有成效。
让内外百司的人都上报，目的之一就是检验政令是否具体执行下去。
究竟有没有浑水摸鱼，一问便知。
二则，内外百司的相关奏报，可凸显变法的具体成效。
自古及今，国本不可轻动。
变法，则是少有的可能影响国本的决定。
赵策英以莫大魄力决意变法，难得岁计总结，自然是想要知晓决策是否正确，变法是否有成效。
如此一来，赵策英自然是决定一一点名，尽皆奏报。
往些年，一次岁计可能仅有五成左右的司衙需得上报相关政绩、庶政。
这一次的岁计奏报，却是得百司一一上报。
就奏报时间上来讲，自然是不免被拉长不少。
起初，百官尚且是持笏肃立，面色肃然。
时间一长，却是腿脚发软，站立不稳。
其后，官家便下令移入席位，百官无事上报便坐着听，有事上报便起身奏报即可。
如此，自卯时末至未时末，文武百官足足奏报了四个时辰，关于熙丰二年的岁计奏议，终是奏罢。
就奏报内容而言，以积极向上的好消息为主，夹杂些许可能有隐患的危机。
其中，积极向上的好消息主要是三方面：
一是财政盈余的消息。
户部上报，熙丰二年进项七千二百万贯，这是绝对是近几十年以来少有的大幅度财政盈余状况。
二是存款丰足的消息。
银行上报，熙丰二年进项两万万贯，这也即意味着朝廷解决了燃眉之急，日后若是财政赤字，也有了些许缓和余地。
三是舆论操纵的消息。
国子监上报，熙丰二年累计卖出报纸八十万余份，盈利约莫三万贯钱，这意味朝廷已经有了掌控舆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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