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发病前接触过红荆村的男童，那男童去过老井。多半是那男童先染了病，传给了这女孩，之后又在两村传开，再加上共用老井，疫情才扩散得这么快。”
王玉川刚给一个疑似病例诊完脉，闻言点头：
“这个线索关键。要是能找到那个叫狗蛋的娃，就能确定传染源是不是跟老井有关，也能顺藤摸瓜找到更多接触者。”
方言正给之前那个重症男孩换降温的湿毛巾，听到这话松了口气：
“总算摸到源头的边了。等找到狗蛋，问清楚他最早发病的时间和接触史，就能彻底厘清传播链了。”
正说着，远处传来自行车的铃铛声，戴军帽的医生骑着车飞快地往回赶，后面跟着个村民，怀里抱着个男孩，男孩脸上的红疹已经消退了大半，却依旧蔫蔫的，正是老汉说的红荆村男童狗蛋。
“方大夫！王教授！找到了！”戴军帽的医生停下车，气喘吁吁地喊，“这就是狗蛋！他爹娘说他七天前就烧了，出了疹子，现在刚好点！他说七天前去老井挑水，看见有个外地来的货郎在井边喝水，还跟货郎说了几句话！”
“七天前？外地货郎？”方药中和方言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确认的神色，这狗蛋，正是这场聚集性疫情的第一个发病者，而那个外地货郎，极有可能就是最初的传染源。
1978年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经济政策尚未完全放开，个体商业仍被严格管控，货郎的活动始终游走在“允许边缘”与“投机倒把”的灰色地带。
农村对“针头线脑、发卡纽扣、小百货、针线”等细碎商品的需求始终存在，而国营供销社和公社代销点往往品类有限、覆盖不足，尤其偏远村落的物资缺口更大。
这种需求催生了货郎的“生存空间”：他们多以“农闲副业”形式存在，肩挑货郎担、手摇拨浪鼓，走村串户贩卖小商品。
和城里的黑市商人基本上是一个性质。
甚至可能他们就是一伙儿人。
货郎长途跋涉走村串户，途中依赖村落的水井、池塘取水解渴是常态，如果这个人身上有病毒，他们与村民的交流如问路、兜售商品必然产生近距离接触，而这会儿年农村缺乏基础的防疫认知，一旦货郎携带病原体，极易通过飞沫、接触等途径传播。
到这会儿，方言他们总算是对这个病有些眉目了。
但是货郎这玩意儿如果是毒源那事情就严重了，很可能周围的几个公社都得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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