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也存点钱，虽然麻烦点，但是也能防着发生变故。”
“结果没想到还真是发生了，可惜我还有一部分钱在银行里已经被没收了。”说着他在自己大腿上狠狠的锤了一下，看他后悔的样子应该是不少钱。
韦国豪话音刚落，崔静怡便叹了口气：“能提前留一手，已经比大多数人强多了。我听说不少侨商到最后一刻还抱着侥幸，结果落得家产被抄、身无分文的下场。”
方言握着方向盘，目光扫过窗外掠过的街景，想起之前接触过的几位在越南有生意的香江侨商，接话道：
“确实有不少人提前察觉到了不对劲。年初我接待过一位做纺织生意的侨商，姓吴，他说早在 1976年就觉得苗头不对，先是当局突然提高了我们人商铺的税收，接着又限制华企业的原材料采购，说是‘保障本土产业’，实则就是针对性打压。”
“吴老板当时没声张，暗地里开始把资金往香江转移。他在那边有个远房侄子，帮他注册了家空壳公司，每次从越南出口布料，都故意压低报价，把差价通过香江的公司走账存起来。同时还悄悄把家里的金银首饰、重要文件分成几份，让家里人分别藏在不同的地方，就怕哪天出意外。”
韦国豪听得连连点头：
“没错！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1977年下半年，我医院隔壁的粮油店老板，姓陈，他儿子在越南海关做事，偷偷告诉他，上面在统计我们人的资产，尤其是商铺和工厂，说是要‘统一规划’。陈老板当晚就把店里的现金和账本转移到了乡下的亲戚家，第二天还故意低价甩卖粮油，装作生意做不下去的样子，减少当局的关注。”
“还有我认识的一位做木材生意的侨商，更绝。他知道越南当局对跨境运输管得越来越严，就买通了边境的一个小吏，每次运木材的时候，都在货柜夹层里藏些金条和美金。前后折腾了大半年，把大部分家当都转移到了老挝的分公司，等到 1978年初那边开始大规模驱赶我们人时，他直接带着家人从老挝转道去了泰国，几乎没受什么损失。”
崔静怡好奇地问：“那这些人都是怎么察觉到风险的？总不能凭空猜测吧？”
“当然不是。”韦国豪苦笑一声，“我们在那边虽然经商的多，但一直受排挤。刚开始只是些小摩擦，比如市集上本地人故意刁难我们的商贩，或者政府部门办事时对我们故意拖延。但到了1976年之后，这种刁难变成了明文规定——比如我们不能担任政府公职，子女上学要多交‘特殊费用’，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