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现象，大量家庭即便贫困，最多也是让主要劳动力进城务工，赚钱补贴家用，而不是全体家庭成员迁居城市生活。城市生活的吸引力，还没有超越农村的踏实感。
尽管忧虑，但周琅发现，他真的很难采取什么措施来改善。停止向农村输入资源，那意味着打破现有的军事制度，这套后备兵役制好容易建立起来，每年花费几亿钱维持，放弃的成本太大；而且向农村反馈资源，本就是维持稳定的一种妥协，相比在快速发展伴随的革命风险，周琅宁可发展慢一些。
政治上无法停止反馈农村，文化上，则更难改变，除非搞化文大命革这种形势，否则很难从根子上断绝传统文化。通过教育来移风易俗，这是一个百年工程。
周琅只能期待，暂时停滞的城市化，是因为技术力不够的结果，他知道，即使中国的改变，没有给历史大势带来刺激作用，即便中国人一直不为世界贡献新的技术力量，很快也会出现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力和内燃机的应用，依然会推动中国第二次城市，希望那时候城市化能突破一半。
毕竟有了电力，城市生活才真正开始变得精彩，而不是一到晚上城市跟农村一样，只能去做床上运动。
通过最高层的数据资料，周琅知道，中国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历史发展期，类似于后世西方国家完成工业革命后的缓慢增长期，这个时期，总量增长不大，社会在朝着精细化，高效化方向发展。
这让中国社会的总体效率，其实已经输给了英国。尽管在东部工业地区，中国的大工业效率比英国更高，工厂规模更大，更集约；但总体来说，是比不上英国的。英国一半人口在城市中，农村人口更少。中国更多人口在农村，城市人口更少。这就意味着，中国在东部工业区效率高于英国的工业区；可广大农村远低于英国的商业化农场经营。总体上，英国更像是中小工厂加大中农场模式，中国则是大型工业加小农农业，平均下来，效率比英国低下。
效率底下的表现形式，就是中国的人均比不上英国，中国的总量确实比英国大的多，超过英国十倍以上，但中国人口是英国的二十倍，人均收入其实只有英国的六成。
周琅自己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尽管他的身体还能支撑他继续执政，但他还是渐渐放开了权力。主要政务交由皇太子处理，皇太子先是主持兵部工作，然后以监国身份开始执政。
周琅则越来越少的留在皇宫，冬天回去海南岛的别宫窝冬，夏天则会去承德避暑。春秋两季，一般都在武当山等名山大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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