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自我管理。
这一套理论被儒家不断推广了上千年，已经渐渐形成了牢固的传统。至少在乡村社会，邻里之间产生纠纷，往往不会诉诸于法律，而是找长辈、德高望重之人来评理，一个宗族的，大家到祠堂里去公论，在祖宗面前把事情讲清楚。
甚至到了21世纪，中国人依然是最不喜欢打官司的民族。甚至本能的产生出一种打官司很丢人的感觉，一旦出现想要用法律解决问题的想法时，亲戚朋友往往也会劝说，“有事好好说说，最好不要打官司”。这时候亲戚朋友起到的，就是长辈和德高望重之人的作用。
正是建立了一套基于儒家宗法制度的文化，中国古代王朝才能用最低的成本进行统治，才能做到皇权不下乡而能管理整个社会和国家。
一个县动辄十万甚至几十万人，像广东的番禺、南海这样的大县，人口将近百万，可公职人员就那么几个，县令加上师爷，一群吏员，总共不到百人。县令要处理的问题，是方方面面的，他要管兴修水利，要管征收税赋，还要管维持治安，能用到审理案件的时间和精力还有多少？
可偏偏中国的县官还有时间喝喝小酒，吟诗作对。
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们让老百姓养成了不爱找官府的习惯，出现纠纷除非万不得已，绝不会找官府打官司。
西方人则是另一种文化，鼓励竞争意识，敢于斗争被看作是勇敢，也是应该的。
所以当西方人频繁的找中国官员为他们处理跟商人的商业纠纷时，中国官员会觉得洋人很烦，不太乐意搭理。
这种不太管洋人的心态，让周琅找到了一个简单的切入点，他决定建立一套专门针对洋人的司法体系。
不是他关爱洋人，舍不得洋人让地方官打板子威慑。民族主义者看来，中国县官打洋人板子非常解恨。
但是法律的存在，他首先是用来保护人的，惩罚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而且，挨在洋人屁股上的板子，永远不可能比打在中国百姓屁股上的多。
周琅决定另立一套体系的目的，主要是为将来进行司法改革摸索经验。
周琅现在手里有一个很合适的人选，俄国法学家斯佩兰斯基，他终于自我流放了。
他跟沙皇达成了一切协议，沙皇答应保留他改革后的政府机构，可当中国軍队撤退后，沙皇接手了占领区之后，马上就翻脸了。不是他改革的不好，不是昏聩残暴。而是因为沙皇需要利用贵族地主来尽快恢复统治，这些斯佩兰斯基无法给沙皇，而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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