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押司都自觉的辞职，以便腾出位子让他安置自己人，这是官场惯例。一般称之为：一朝天子一朝臣。
不过，原先跟赵兴关系好的押司也留下来，使得衙门事物不至于出现断层。那些去职地，一部分随揭枢转去新任，一部分则谋取新官——以前，他们跟新科进士拉关系，就是为此铺路的。这些人走后，剩下的空白则由赵兴的族人添补。
现在，赵兴族人处理衙门事物还很生涩，多数是唯高俅马首是瞻。因为这个缘故，高俅接受的诉状特别多。然而高俅也是个伶俐的人，他住在赵兴家中，自觉地收太多的钱不妥。所以收的红包一半拿出来给衙役分享，这倒让他在衙役中获得了不错的人缘。
整个一上午，高俅领着程氏族人都在忙碌，偶尔，有好审的案子他会写上判词转给赵兴，赵兴在衙内二话不说盖上大印——这案子就算了结了。而稍稍复杂点地案子。高俅会调派衙役前去调查——那些所谓的“特别复杂”的案子有多复杂？最多价值二十贯。
下午时分，秦观晃晃悠悠的来上班了，他开口先替苏轼请假：“离人。参寥子来了。老师要陪他，今天不来衙门，有什么事你看着办。”
赵兴翻了个白眼——他苏轼什么时候好好上过班。
嗯，苏轼这人在杭州地经历，一句话可以概括：不携名妓携名僧。虽然他也做过很多事，都是些为民办事的实事，但大多数时候。他是在携带名妓名僧游玩的过程中。玩着玩着，把事情筹划好了。让手下去办。
这也说明苏轼是个极不专心的人，玩的时候都不专心致志。而大宋朝其他的官员可不像苏轼，他们玩地时候专心玩，处理公务的时候也专心玩。所以他们只玩，“不为俗务操心”。
苏轼如此，可苦了赵兴这群下面人……当然，这里面不包括秦观，这家伙最多只能算半个人，除了偶尔帮苏轼誊录一下文件，其他时间都找不见影子——嗯，在勾栏瓦舍里一定能找见他。
秦观招呼一声，又晃晃悠悠走了。不一会，午时已过，赵兴开堂正式审理案件，押司们已经将各自负责案件原告被告召集全，证人也齐备了，对于那些几贯钱的纠纷，赵兴处理地很快，该打板子地打板子，该罚款的罚款，掏不出钱来，就让他做劳役。
苏轼是个赞同免役法的人，他到杭州，已经将差役法悄悄修改成免役法的变种：那些犯小错的人用劳役代替罚款，而大户人家不出劳役，出钱，用钱购买别人的劳役，这笔钱刚好相当于刑事罚款。如此一来，等于犯人的刑事罚款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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