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逊斯太太的眼光不安地从温斯顿转到了孩子们那里，又转了过来。起居室光线较好，他很高兴地发现她脸上的皱纹里真的有尘埃。
“他们真胡闹，”她说。“他们不能去看绞刑很失望，所以才这么闹。我太忙，没空带他们去，托姆下班来不及。”
“我们为什么不能去看绞刑？”那个男孩声若洪钟地问。
“要看绞刑！要看绞刑！”那个小女孩叫道，一边仍在蹦跳着。
温斯顿记了起来，有几个犯了战争罪行的欧亚国俘虏这天晚上要在公园里处绞刑。这种事情一个月发生一次，是大家都爱看的。孩子们总是吵着要带他们去看。他向派逊斯太太告别，朝门口走去，但是他在外面过道上还没有走上六步，就有人用什么东西在他脖子后面痛痛地揍了一下。好象有条烧红的铁丝刺进了他的肉里。他跳起来转过身去，只见派逊斯太太在把她的儿子拖到屋里去，那个男孩正在把弹弓放进兜里去。
关门的时候，那个男孩还在叫“果尔德施坦因！”但是最使温斯顿惊奇的，还是那个女人发灰的脸上的无可奈何的恐惧。
他回到自己屋子里以后，很快地走过电幕，在桌边重新坐下来，一边还摸着脖子。电幕上的音乐停止了。一个干脆利落的军人的嗓子，在津津有味地朗读一篇关于刚刚在冰岛和法罗群岛之间停泊的新式水上堡垒的武器装备的描述。
他心中想，有这样的孩子，那个可怜的女人的日子一定过得够呛。再过一、两年，他们就要日日夜夜地监视着她，看她有没有思想不纯的迹象。如今时世，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够呛。最糟糕的是，通过象少年侦察队这样的组织，把他们有计划地变成了无法驾驭的小野人，但是这却不会在他们中间产生任何反对党的控制的倾向。相反，他们崇拜党和党的一切。唱歌、游行、旗帜、远足、木枪操练、高呼口号、崇拜老大哥——所有这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好玩的事。
他们的全部凶残本性都发泄出来，用在国家公敌，用在外国人、叛徒、破坏分子、思想犯身上了。三十岁以上的人惧怕自己的孩子几乎是很普遍的事。这也不无理由，因为每星期《泰晤士报》总有一条消息报道有个偷听父母讲话的小密探——一般都称为“小英雄”——偷听到父母的一些见不得人的话，向思想警察作了揭发。
弹弓的痛楚已经消退了。他并不太热心地拿起了笔，不知道还有什么话要写在日记里。突然，他又想起了奥勃良。
几中以前——多少年了？大概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