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可以不择手段，至于是否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同志朋友，那往往都可以忽略不计。
董昕认为做这件事时唯一要考虑的就是，怎么做好保密工作怎么不让毛勇知道。如果毛勇知道了是他透露出去的，那么他董昕以后可能就没有好果子吃了。于是，才有了赵一局长找马建设与那位处长谈话，才有了那位处长改为非领导职务并退还已报销的二仟多元招待费的事；才有了董昕正式担任机关后勤保障中心主任的任命，彻底丢掉了头上那顶困扰他多年的“副”字帽子。
只是董昕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他还是错误地估计了毛勇的能耐，也错误地估计了江南局保密工作的保密程度。二年多后，当赵一局长年龄到了正式退休，毛勇如期成为江南正气管理局接班人后，在没有任何沟通的情况下，在他儿子高考的关键时刻，在八十多岁的老父亲最需要儿子照顾的情况下，董昕突然被交流到远离家乡几百公里之外的边远山区任职。
为此，董昕还怎么也想不通，他感觉到太突然了。他是上午人事处长找他谈话，上午他交流下去的文件就在江南正气管理局自动办公化系统中发布了。董昕离开江南去下面交流时，有些伤感地说道：“这几年我为局领导做牛做马，生活上照顾得无为不至，但却没有一个局党组成员透露一点点自己被交流下去的任何信息。”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干部交流，是一项非常好的干部管理政策之一。制订这项政策的其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了更好的防止腐败，二是为了更好的锻炼干部。但这项政策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由于缺乏相应的非常有力的配套措施，监督不力，有时甚至流于形式，往往偏离了政策的初衷，被部分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沦为某些人打击报复的工具之一。
因此，具体交流谁，交流到哪里，交流时间多长，什么时候交流，什么时候回来，交流期间享受什么待遇，虽说有制度也有规定，但很多却都是人为的。这样一来，这项政策在某些地方某些单位，最后却成了一种处理特殊矛盾，解决特殊问题，被各级领导干部惯用，而且乐此不疲，冠冕堂皇，名正言顺的有效武器之一。
却说毛勇被交流出去后，一直没有放下江南局的人与事。对于江南局干部职工变动状况，以及江南局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也不时通过各种渠道知道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毛勇知道，他交流的事与赵一局长脱不了干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甚至是赵一局长一手策划与导演的。这是毛勇感觉到的，也从总局朋友反馈来的消息中得到了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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