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院道观自魏晋南北朝到唐以及宋代早期，那日子过得都是相当可以的。
唐代名相狄仁杰曾说过：今之伽蓝，制过宫阙，穷奢极壮，画绩尽工，宝珠殚于缀饰，瑰材竭于轮奂。
到了宋元之时，部分统治者开始认识到这些‘出家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影响太大，于是着手开始控制。
明代，朱元璋也定了加强管控这样的基调，寺院道观基本没有形成大的影响，只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内，因统治者的个人喜好而有所赏赐。
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下令，钦赐田地，税粮全免，常住田地，虽有税粮，仍免摊派，僧人不许充当差役。
这是个明显的进步，即常住田地是需要交纳赋税的，不过寺院、道观基本会免除徭役，所以对一些人仍然具有吸引力，而且也经常会成为“逋亡之渊薮”，意即逃亡者集中的地方。
景泰三年，朝廷下令，令各处寺院、道观以六十亩为业。
不过在实际执行中，却不是这样。
这种年景，若不是出来个正德皇帝，那看守宫门的小太监都在给家里‘置办产业’，兼并土地是从上到小，人皆有之。
在明代，租寺院、道观之田耕种的百姓比比皆是，但却很少听闻过寺院道观反过来租种旁人的土地的。事实如何，可见一斑呐。
此番皇帝下旨落在锦衣卫的头上，那肯定不是和风细雨，而必然是狂风骤雨。
锦衣检校成队而不出，街头之上人人避让，或是冲进茶馆酒肆，或是直接进民宅官邸，天子亲军令牌之下，敢不低头而阻挠者，皆为同罪。
其中最惨的，自然要数寄居于官员家中，和官府有所联系的那批人。
真要说起来，有的人本身就是信奉这一套东西，他们与某某道士私交不错，相邀至家中居住这种情况更不是没有，可惜撞上这种特殊时候，官员、道士这两个身份往锦衣卫的面前一摆，许多话就说不清楚了。
你说他没有密谋打算敬献，怎么证明？
毛语文是刑部监狱的出身，他在那边学到了很多，但从来不包括信道、信佛就能减轻人生苦厄这一套。
锦衣卫的院落里，灯火通明，一个个罪犯的惨哭之声不断，真的有人极力喊冤，他也不为所动，面色冷酷着就一句话：“带走。”
从清晨至半夜，只一天一夜的功夫，等到第二天东方既白，一切又如平常。
只不过店小二今天再看不到神神叨叨的怪人来他这里要上一杯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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