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人都知道，具体负责税赋收缴、诉讼案件、上传下达这些具体事务的胥吏是官僚系统的‘神经末梢’，它在政治活动中的实际地位是要超过其在官僚系统中的现实位置的。
神经末梢不够通达，政令就不通畅，上面十分的努力到了他们手里就剩一分的功效。
但在明代，关于胥吏当官这种事，基本就是没啥前途和希望，这是总的特点。
当然，并不是说没有胥吏转任官员的。
虽然太祖皇帝多次下令，胥吏不准参加科举，但不准当进士，不是说不能当官，只是朱元璋觉得让什么罢闲官吏、娼优之家参加科举，实在是上不得台面，所以他是把这些‘底层’人士的科举机会一齐抹杀了。
但洪武建元，国家草创，正是用人之时，而且他杀了多少官啊？
所以在洪武年间，吏员不可以考科举，但可以做官，用什么办法，那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第一个不让吏员当官的是永乐皇帝。
永乐七年，太宗召见御史张循理等二十八人，问其出生，其中二十四人为进士，还有洪秉等四人为胥吏。
于是他申谕吏部：用人虽不专一途，然御史为朝廷耳目之寄，宜用有学识通达治体者，诏：自今勿复用吏。
洪秉等人就特别的倒霉，莫名其妙见了一趟，就被太宗皇帝给贬黜为序班。
这是鸿胪寺的一个官职，具体负责朝会和宴飨等礼节，和御史那是天壤之别。
不过那也不一定是坏事，碰上永乐这种残忍和强势的帝王，御史过于聒噪，说不定还会被他一刀砍了。
然而要说明的是，永乐七年的这个圣旨，是不让胥吏当科道官员，其他官员还是可以当的。
不过对于胥吏的政治前途收紧这一趋势是没改变的。
到宣宗朝以后，即便转仕成功的官员，也基本不会获得重用。
而明朝中后期，基本不会见到有吏员转官的记载，大多数还是为杂官。
而这些胥吏杂官偏偏还采取就近原则，于本地服役，因为觉得他们长于地方，熟悉乡里，可以成为沟通官民的媒介，有助于政令的上传下达，促成政务的具体实施。
这……也不能说没道理。
只是实际当中已经完全变味。
而官员的任用，一般是要回避家乡的。
所以说官员很难形成威信，老百姓都知道你会走的。
真实的情况，便如那位黄四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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