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早起事的流贼，此时已经窜入河南、湖北境内了，而新一拨的流贼又纷纷揭竿而起。就像一个长了恶疮的病人，老疮还没好利索，新疮已经在原来的位置再次腐烂，终至不可收拾。
与这些地方相比，泾阳县简直就成了人间天堂。虽然田地中的谷子都被蝗虫糟蹋了，但毕竟收获了一部分冬小麦，农户家中多多少少都有些余粮。
夏粮一收，田赋也就该交了。本来作为秦王采邑，泾阳县的田赋收上来不交户部，而是全归朱由检。按照朱由检的意思，今年大灾连着大灾，老百姓连饭都快吃不上了，那点田赋干脆就直接蠲免了。
但与孙传庭沟通过之后，朱由检才知道就算自己不收田赋，老百姓还是要纳捐，因为田赋之外还有一项额外的负担，那就是“三饷”。
所谓“三饷”，也就是辽饷、蓟饷和练饷。不管何种名目，总归都是用在军事上了。辽饷早已有之，蓟饷和练饷则是从今年才开始征收的，均为每亩地折银九厘，合计每亩折银二分七厘。
本来朝廷自万历初年开始，已经实行“一条鞭”法，也就是田赋折银征收。按理说这是将赋税货币化，是一项进步的措施。但所谓“是官就有私，是私就有弊”，随着明末官场的日益**，这“一条鞭”法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其中最不合理的就是钱粮的折算价格。
因为“一条鞭”法刚刚制定的时候，大明国力还很强盛，米价也比较低廉。当时规定一石米折银八分，这和大米的市价也差不多，所以老百姓都乐于接受。
但随着明末天灾频频，以及白银大量流入造成的通货膨胀，粮价开始飞涨。到了天启年间，即使是在江南的稻米产地，一石米折银二两已经是很公允的价格。就拿西安府来说，朱由检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将米价稳定在三两一石的水平上。
很快朝廷就发现，如果仍按照每石折银八分，一成不变地执行“一条鞭”法，那么收上来的银子根本就买不到那么多粮食。
本来这事也简单，按照市价去折也就是了。但各地的地方官员立刻就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个恶毒的办法：不按照“一条鞭”法那样折银征收了，仍然征收实物粮，但钱粮折算的价格还是按照每石八分！
这招可太损了。举个简单的例子，朝廷派给某个县的税额是三万两银子，只要给朝廷交够这个数，县令就算完成任务。而朝廷定的税额，是考虑到了粮价的变动。比如在万历年间，同样是这个县，税额还不到一万两。从皇帝的角度来说，现在收的银子虽然多了，但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