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石承认这种心态是完全合理的，他自问假如、万一、如果自己生活在一个学术腐败、教授拜金、师德败坏、抄袭光荣、造假的成功可以复制、男学生不称老师称老板、女弟子不叫老师叫老公的国度的话，那他也会有严重的弱者心态，非常不自信自己的国家能够充分享有科学进步的好处。
以前黄石总听到一句话叫做：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年轻时他也曾信以为真，但是现在他认为这句话其实应该倒过来：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是所谓的上梁不正下梁歪，豺狼当道不必问狐狸。
作为民主思想的孪生子，黄石相信科学精神除了教育的普及还同样受到制度的影响。假如、万一、如果有一个国家的最著名的曾以人文精神著称的学府的大师们，说的言论是：“国的贫富悬殊其实还是不够大”，或是：“国其实最该学习朝鲜。”，或是：“上访者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神经病”的话，黄石认为自己的弱者心理肯定会变得更严重了，很可能会严重到心理疾病的地步——陷入一种很容易受到外界蛊惑并且总是不明真相的状态。因为如果想相信科学之花在这样的体制下盛开，就必须相信这些大师都是精神分裂者——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敢越雷池一步、攀附权贵，但是在科学探索中却是思维活泼、不畏强权。不可否认有这种可能性，严格说来只是概率比较低。
不过伟大的中国不是这个样子的，教育投入巨大、宪政制度更是超越全球，在这个地球上再也没有比中国教育投资占税收比例更大的国家，也没有哪个国家的国民解放思想、独立思考的成本比中国更低。因此黄石充满信心地给欧洲的科学界送去他的礼物，不仅仅在中国，他打算建立一笔基金和一系列奖项，每一个可能为科学提供贡献的人都会得到奖金，而每一个有利于科学进步的机构都会得到资助——强国的领袖自有不同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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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顺军在淮扬战场大败后，孙可望立刻和还没有离开的李奉教签订了协议，李定国在许平复起的同时也被急招向山东战场，而后者也再一次出山和许平共进退，西营还有这些日子投奔晋王的长生军被李定国悉数带去山东战场。已经对战局绝望的孙可望向李奉教保证，他会在准备妥当后突击山西，拿下他那个不识天命的四弟全家献给齐王和制宪会议当见面礼。这种军事行动能够进一步缩短战争延续时间，而且还能大大减少南军的损失，李奉教保证孙可望的忠诚是不会被制宪会议遗忘的，不但他可以继续保有李顺分封给他的大部分土地，就连山西的部分或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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