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拿谁的钱，怎么拿钱，都是有挑选的。
他也是有挑选资格的。
同样是学者，甚至是诺奖级学者，地位也是不一样的。
有些诺奖级学者在富裕的学校和富裕的专业里面，一年拿到上亿美元的经费，闷着头做研究就行了。这也是名校吸引高端学者的主要手段。
但是，这样的学者的自决权也比较小，什么钱能拿，什么钱不能拿，也得受制于学校。像是哈佛就规定捐款不能带条件，那带帽子的经费再吸引人，哈佛的学者也拿不到。
相较而言，杨锐这样的学者，虽然不能将所有科研以外的事抛之脑后，但在决定权方面，也是更大的。
若是有足够高的开价的话，杨锐相信，北大也不会介意自己的生命科学院换个名字，至于逸夫楼这样的东西，就更不在话下了，还省得给一号楼二号楼起名字麻烦。
除此以外，不同的科研项目所需的经费也是不同的。理论物理学家可以闭门思索，实验物理学家为了粒子加速器的建设，头发都要掉光了。
生物学的开销不上不下，说起来是比化学之类的多的，毕竟还是比不上物理学的花费，加上国内的开销和地位的不同，杨锐的状况，也就介于睡与跑之间。
仅仅是一个宴会，杨锐本身的判断能力，并不足以测试这些钱的理智程度。
因此，杨锐也就放弃了聊天混经费的机会。
说一段话就能赚到百万美元经费的学者固然存在，但杨锐显然并不是营销型品种的。
与其呆在音乐厅里被人围观兼骚扰，弄不好还会说错话，杨锐还不如出去喝酒。
晚宴本来就是给大家一个合理喝酒的机会，至少瑞典人的晚宴是这样的，历届诺奖获得者通常都比较内敛，或者说，年龄太大，以至于杨锐走出音乐厅以后，不仅受到了媒体记者的关注，还得到了瑞典人的欢呼声。
喝醉了酒的瑞典人，就像是寒带的狗到了热带，差不多是看见任何东西，都忍不住想撒欢，杨锐这么大一坨小鲜肉，丢出来，立即就被几个彪形大汉给围住了。
普通人看电视里的瑞典人，或者看小电影里的瑞典男人，通常都是有腹肌的帅哥形象，而在现实中，大部分的瑞典人都是体型魁梧的中年人或者亚中年人。
其中长的有点特色的，稍微整理一下仪容，再加一把胡子，差不多就是游戏里的野蛮人样子。
当然，有的游戏里，直接就用维京人取代了野蛮人，仿佛也是一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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