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坐一块儿吃红烧肉？”老张接上。
陈卫东把工艺卡片翻出来，拿起笔：“你们今天活干完了？”
没人应。
王建国搬了把椅子凑过来，音量拉到最低：“说正经的——那姑娘什么来头？长那样的，在外交部礼宾司，家里条件差不了。”
“你怎么知道人家条件差不了？”
“废话。那年月能进外交部的，政审过五关斩六将，三代根红苗正。礼宾司更不用说了，见外宾的——脸、学历、家世，缺一样都进不去。”
陈卫东没反驳。这话不假。
李国强从里间出来倒水，路过陈卫东工位的时候停了一下，什么都没说，拍了拍他肩膀，走了。
这一拍比什么话都有分量——老李的意思是：知道了，不多嘴，你自己看着办。
陈卫东写了二十分钟工艺卡片，笔尖顿了两回。
不是写不下去，是脑子里多了根弦——晚上七点，要不要换套衣服？
赵芸灵回到外交部的时候，下午一点四十。
她在走廊里走得比平时快了两步，进了礼宾司的办公室，把挎包搁在桌角，坐下来。
面前摊着上午没看完的文件——毛熊大使馆来函，关于下个月文化交流团的接待规格。她把文件拿起来，看了三行，一个字没进脑子。
脑子里全是别的。
食堂里那盘红烧肉，他夹菜的动作——筷子伸出去，稳，不挑不拣，夹住什么算什么。
接电影票的时候，指尖碰到她手背。
那一下。
“芸灵。”
她抬头。
对面工位的方大姐——四十二岁，两个孩子的妈，礼宾司的活字典——正歪着头看她。
“脸怎么红的？暖气太热了？”
“没有。”赵芸灵把文件往脸前提了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