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追索文件’，明确指出其为二十年前荆州博物馆被盗物，受国际刑警红色通报。第二，同步通过加密信道，将现场情况、文物清晰影像、拍卖会信息，实时传送给国际刑警组织里昂总部犯罪资产追回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法文物交易监测组，以及摩纳哥警方、海关和司法机关的指定联络点。利用事先建立好的‘绿色通道’，请求他们立即核实并依据相关国际公约和摩纳哥法律，授权现场人员（即我本人）采取‘紧急保护性措施’。”
“关键在于‘实时’和‘权威’。当拍卖师和其他买家还在错愕时，他们的通讯设备上可能已经收到了来自官方机构的初步确认或关注通知。这能极大削弱基金会方面‘质疑证据’的拖延空间。”
“第二层：关联指控，扩大打击面。”
“仅仅追索文物，对阿斯特里翁基金会这样的庞然大物来说，可能只是伤及皮毛。我们要把水搅浑，把事态升级。在现场出示追索文件的同时，我会同步对拍卖方——即阿斯特里翁基金会及其指定的本次拍卖执行方——提出正式的法律指控。”
“指控不仅限于‘涉嫌交易被盗文物’。根据我们之前掌握的，阿九，把基金会通过复杂交易为某些敏感人物洗钱的间接证据，特别是与那几笔涉及政变和资源掠夺的交易相关的资金流向分析摘要，准备一份简明扼要的‘涉嫌利用艺术品交易进行洗钱及资助非法活动的初步证据说明’。同时，将基金会为这三件明显来源可疑的文物提供‘合法’文件背书的行为，定性为‘涉嫌共同参与销赃及伪造文件’。”
“将这些指控，同样通过加密信道，实时发送给摩纳哥金融情报中心（FIU）、欧洲刑警组织金融犯罪打击组，以及瑞士、列支敦士登等国的金融监管机构。指控的对象，直指阿斯特里翁基金会这个法人实体及其本次活动的负责人。”
“目的有二：其一，将简单的文物追索，上升为严重的金融犯罪和跨国犯罪调查，迫使摩纳哥当局不得不更严肃、更迅速地介入，因为涉及洗钱等金融犯罪，各国监管机构的反应通常比文物案件更快。其二，在拍卖会现场制造巨大的恐慌和压力。在场的匿名买家，非富即贵，最忌讳的就是与洗钱、犯罪扯上关系。当听到这些指控，看到可能与金融监管和司法调查挂钩时，他们的第一反应很可能是撇清关系，甚至向拍卖方施压，要求立即中止拍卖、澄清事实。这能为我们争取时间和主动权。”
“第三层：利用规则，现场施压。”
“研究‘海妖号’本次拍卖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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